采访者：曾元祥、秦艺丹、熊宏

采访者：李老您好！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我们看到一条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初期四川出版事业的清晰轨迹。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您聊聊，我们就先从您说起吧。您曾用“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写书人”来界定自己……

李致：现在加一个“捐书人”。

采访者：您曾提到自己受“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影响较大，比如鲁迅的作品。现在回过头来看，早期的这些阅读对您产生了什么滋养？从读书开始，到后来做书。

李致：这是第一个问题？

采访者：对。包括您当时具体是怎样逐步接触到这些书籍的？您提到过您的大姐给您寄书？

李致：我谈得随便一点。我读小学的时候不喜欢作文，也不会作文。我有一次的作文就是抄我大姐的（李致有四个姐姐，称大姐为姐姐，其余叫二姐、三姐和四姐。大姐李国煜，1920年出生在成都。），名字叫《夏夜》（《夏夜》详见《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中《像一朵白色花——思念我的姐姐》一文。）。具体内容我就不详说了。第二次没有可抄的了，只好自己完成，乱写一通。虽然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老师给了一个评语：“学业如行舟，不进则退。”这个评语是在批评我，但他不知道第一篇作文是我抄姐姐的。

我对文学开始有兴趣是在高琦中学念初中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国文老师跟我们耍得很拢，他叫杨邦杰。有一天我到他寝室去，他取了一本《新青年》，从头到尾给我讲鲁迅的《狂人日记》，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新青年》在当时聚集了陈独秀等很多大家。思想打开以后，我对新文学就开始有兴趣了。

采访者：之后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哪些，是如何接触到的？

李致：打开之后，我自己也阅读了一些新书，包括巴金的《家》、鲁迅的《呐喊》等。在思想打开后，写作能力也有提高。我还记得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一年容易又秋风》。我觉得只是写风景的话没啥意思，于是我在写作中就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日本军人的家属，她是反对入侵中国的，在秋天表达了对丈夫的思念。我记得老师的评语也很有意思：“笔姿婉转，意思深刻，可造之才。”老师的鼓励提高了我写作的兴趣。

另外，高琦中学每年校庆的时候都要出一本铅印刊物。前面是教育厅厅长的文章，然后是校长、主任和教员的文章，最后就要选登一篇学生作品。1943年冬校庆的刊物上，我写的《偷营》被选上了。用鲁迅的话来说，我这下就有些飘飘然了。从此，我又阅读了一些中外名著，并开始写作。

1944年，我考上了华西协和高级中学。1946年底，我加入党的地下组织。保守点说，从1945年到1948年底，我写了近百篇习作，并把它们贴在一个大本子上。1948年底，我写了《散文诗两首》，一首是《蛾》，一首是《燕》，这是我解放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些习作多是对旧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所以大概到1949年，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停止了写作，并把那个大本子交给了一位地下社员，请她替我保管。但最后这个本子被她弄丢了，这对我来说很可惜。

解放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了。当时有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愿意干什么？我说我愿意当话剧演员。因为那时候一方面是读书，另一方面也看了很多话剧，包括曹禺、陈白尘的等等。那位领导也不是看不起话剧演员，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比较缺干部，他就让我到青年团去。这样，我就去了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工作以后，新鲜事物多，也比较忙，就没有太多时间写东西。到1955年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胡乱批判我前期的作品，从那段时间起，我就不再写作了（具体内容可以参见《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中《我因胡风受审查》。）。

采访者：再后来您就到了出版社吧？大约是1973年吗？

李致：那个还远。1957年底，我从重庆调回成都，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辑。1957年“反右倾”的时候，《红领巾》的主要负责人除了搞插画的以外，几乎全都打成了“右派”或“反党分子”，这个时候就需要找一个人。说来也有趣，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胡乱批评我前期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发现我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所以最后就把我调去了《红领巾》。《红领巾》杂志有一期很重要，是专门对刘文学的宣传，这期杂志发行了120万份。再后来，我又被调到了《辅导员》杂志当总编辑。我刚去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当时我已经属于“当权派”了。

到1973年我准备调回四川的时候，我曾与胡耀邦同志告别。耀邦同志曾经号召我们把共青团工作当作“大学”来读，我那天和他说我确实从这所“大学”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等等。他当时对我说，这些都是党的好传统，林彪事件后他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党的路线斗争很复杂，在没有搞清楚情况以前千万不能“吹喇叭”“抬轿子”。我把耀邦同志的这个话当成校长给我的毕业赠言。

调回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直到打倒“四人帮”以前，基本都只是敷衍地做些事儿。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社的工作才恢复正常。

我简单地讲一下当时出版社的情况。原来地方出版社受“三化”方针的限制，就是除了翻印中央的一些文件之外，要坚持字大、图多、本薄、价廉的出书原则。四川一些好作者的作品都没在四川出版，比如马老的《清江壮歌》初稿是四川出版排的，正式出版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个很大的功劳就是突破“三化”方针的限制。

长沙会议之前，我们原本打算在会上要低调一点，但是没想到会上大家对“要不要突破三化方针”这个问题的讨论很热烈。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做了一个发言，主要就是讲我们是怎么做的。当时对于是否突破“三化”方针，是有一定质疑的，比如会不会因此就忽视农村和青少年读者、忽视本省作者和青年作者等。但我们认为，不是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但也不是说必然要出这些问题，只要把握好，就没问题。当时出版局有一些领导是支持我们的，比如陈翰伯局长。他后来给我们出版社的邓星盈同志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出版局才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出版社推广“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个改革非常重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地方生产力。

采访者：四川对于突破“三化”方针起到了很大的领头作用。

李致：除了四川以外，湖南、吉林当时也意识到了“三化”方针的问题。湖南有一个很有名的编辑叫钟叔河，他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也是突破了“三化”方针的。

此前（应是长沙会议前，见《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时任湖南出版局局长胡真同志带了一批人到四川人民出版社来参观，他对同行者说四川出老作家选集，我们为什么不能出？湖南曾经也有两个同志想到四川来。我当然欢迎，但又不敢去挖人家墙角。后来在一次全国书展上我见到胡真同志说起这个事（应该是1986年，见《改革开放初期的出版“川军”》。），胡真说这个是他支持的。其中一个编辑想来，是因为湖南当时主管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

采访者：就您自己来说，为什么您当时能不受“三化”方针的限制呢？

李致：主要有三大因素的影响。其一，受巴金等人在解放前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影响，这家出版社本身就是面向全国的。我小时候经常去这家出版社在成都和重庆的办事处玩，因此也受到耳濡目染的影响。

连环画《刘文学》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

其二，刚刚有提到，在《红领巾》杂志任总编辑期间，我们推出过一期有关刘文学的专刊，这期专刊发行量达120多万册，青少年主要报纸都进行了转载，全国少先队还因此掀起了一阵“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这让我觉得地方刊物完全可以在全国产生影响。

其三，后来我担任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的总编辑，这本也是面向全国的刊物。以上工作经历和经验让我觉得地方出版社可以面向全国，不必受地方局限。

我们能够率先突破“三化”方针也有老崔（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即崔之富）支持的原因。他从解放初期就在四川从事出版工作。就像刚刚提到的，马老的《清江壮歌》初稿是四川出版排的，正式出版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以老崔本身也不满于这一方针对地方出版的束缚。

我顺便讲一下，打倒“四人帮”以后，江明（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把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面缩得很小，他是一个很稳妥的人。这就给我们腾出了时间。另外，我担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到的一个东西对我也很有影响。他说不要做那种平常的东西，这个无法引起大家的注意。有时候你要丢个小石头，最关键的时候要丢个“大石头”。当时，我们出版社丢的几个石头还是很起作用，比如《周总理诗十七首》、《在彭总身边》、“走向未来”丛书等。

采访者：《周总理诗十七首》应该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突破“三化”方针的第一本书。在这本书之后，又出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在全国来说都很有创新。

李致：对。《周总理诗十七首》发行了100多万册。后来我们看准了形势，又陆续出版了“近作丛书”“现代作家选集”“当代作家自选集”，面向全国组稿。曾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杲同志说我们出的这些书给作家都“平了反”，他说一般平反是发一份文件，出版社则是通过出书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中《祝福字心》中提及，刘杲同志的原话是：“其作用绝不亚于组织部的‘红头文件’。”）

采访者：这些文学类的丛书销量如何？

李致：这个我现在无法一一回答了。但我们有一套很好的经营方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就赚，该赔就赔。赚，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薄利多销。赔，是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然后有两句很重要的话，统一核算，以盈补亏。

采访者：我们好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您在向全国范围内的作者组稿时，他们是否曾因“地方社”的标签而对邀约有所顾虑？

李致：没有，因为我们是看准了形势的。那个时候像北京、上海等这些地方都还在做“文革”后的清理工作。比如像上海那边有一家出版社，他们有一位译者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部作品。由于他们当时还没有完全放开，无法出版这本书，就委托我们出版。等稿子翻译完成后，他们才逐渐恢复正常，最后他们就把稿子拿走自己出版了。

说到组稿，我在做出版工作的时候始终坚持亲自出去组稿，每年“五一”和“十一”期间，我都要出去组稿，因为我觉得总编辑亲自组稿会更有说服力。像曹禺的稿子，原来他的书基本都是在中国戏曲出版社出的。我们当时很想出他的《王昭君》，我就带着我们新出的《周总理诗十七首》和郭沫若、巴金的书去找他。我们很重视书籍的装帧设计，他当时一看到这些书就被打动了。

 

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另外，在突破“三化”方针以后，由于我们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事业发展很快。在组稿时难免与其他出版社“撞车”，对冯玉祥将军亲属的组稿就曾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撞车”了，具体的细节可以看《我与出版》中的文章《“撞车”》。（见本刊附文）。

这里顺便提一句，过去个别人觉得四川出版工作搞得好，是因为我打着巴金的旗号，随便喊句“叔叔”“伯伯”就把稿子拿走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比如我以前去向茅盾组稿的时候，因为他太有名了，所以我起初我还有点不敢去，就想请巴金为我写一封介绍信，但他没有同意，就让我自己去。虽然我和巴金的关系极好，但我从来没有打着他的旗号做任何事情。包括称谓也是，有人首先称呼我为“巴金的侄儿”时，我都会说你可以说我与巴金的关系，但最开始一定先称呼我为“李致”或“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冯至曾对我说，你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官，也不是出版商。这是很高的评价了，但我当然知道出版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我把它当作是对四川出版的鼓励和肯定。

采访者：就出版工作而言，巴金是否对您产生过影响？比如您刚刚提到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就让您在进入出版工作之前首先就意识到了出版社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李致：是的，这种影响很大。首先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对我耳濡目染的影响。其次，我们的“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也是巴金出的主意。原本我是想请他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交给四川出版的，但他建议说与其这样，不如让我们自己出一套“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再次，他再三提醒我们在做出版工作的时候错别字要少。我记得他有一次他在瑞士看到了我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书，就为此给我写了一封信，专门提醒我们出书一定要减少错别字。另外，他在四川出了很多书都没有要稿费；但出曹禺的书，他专门叮咛我们要适当提高稿费，因为曹禺的书数量比较少，但质量都很高。

 

《在彭总身边》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彭德怀原警卫参谋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执笔。

采访者：您刚刚提到《在彭总身边》也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丢的一个“石头”。

李致：对，这本书很感人，影响也很大。耀邦同志看过这本书，他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自己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很感人。（在《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中《难忘关怀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提及，胡耀邦的原话是：“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

采访者：另外一个石头是“走向未来”丛书。您之前提到这套书是张黎群（曾创办《中国青年报》并任社长兼总编辑。离休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中央纪委教育室主任）牵的线。他当时是怎么跟您说的？

 

“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诺贝尔得主诗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太空日记：景海鹏、陈冬太空全纪实》《甲金篆隶大字典》……每本书都闪耀着智慧之光，也记录下四川出版走过的每一步坚实的脚印。

李致：他当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我们国家封闭了很多年，需要引进一些新的东西。我马上就拍板，派了社里的两个同志去找他，当时他在别的地方开会，这两个同志又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他。

采访者：您当时担不担心呢？因为对于引进国外的东西在当时可能还是有一些敏感。

李致：我这点比较受耀邦同志的影响。我们封闭了多年，外面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我顺便讲一下日本。1985年，四川出版代表团到日本去访问，我们到了一所名为小学馆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主要面向少年儿童出书，但也有面向成人的。访问时，对方送了一本书《中国情报》。（应为《中国最新情报词典》。）当时我看到“情报”这两个字还有点犹豫，对方说你放心，这个情报不是我们这个……

采访者：指的是信息吧。

李致：对，信息。这本书里的内容很丰富，像“戴高帽”“业余华侨”“钟水饺”“五粮液”“拉郎配”等都有。我觉得日本这一点很厉害，就是要与对方打交道，就要首先了解对方的东西。而我们封闭了那么多年，国外的情况都不了解，所以我当时就拍板要出这套书。

采访者：这套书的编委会在北京，出版社相当于是与编委会合作，出版社是不是只有终审权？关于选题，都是编委会定吧？

李致：编委会定。说实在话，我们那个时候对国外东西都不太了解，他（指张黎群）给我的第二封信我还保存着的。当时，编委会派了一个同志来四川，他写信希望我多加指导，但实际上我没法指导。

采访者：对于“走向未来”这套书，当时人民社有没有特殊的政策的支持？

李致：基本上是编委会编好书稿，拿到出版社来。出版社的同志对那些新东西其实都不大了解，包括我在内。这套书陆续出版后，有领导同志对我说，里面有的东西没问题，有的恐怕还是要斟酌一下，但我回出版社后没有传达这个意见。

采访者：您把这个压力就顶住了。

李致：1980年代，不时出现某些“极左”思潮，我在宣传部和出版社工作期间保护过五位作者。

第一位是丁隆炎。他先后写过《在彭总身边》《最后的年月》两本书。刚刚已经提到了《在彭总身边》，《最后的年月》是第二本。我记得很清楚，这本书完成后在九天内就印出了40万册。但刚发行两三天，中宣部就发文件要求停售。我当时给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写了一封信，他同意出版这本书。我又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说“得到您的同意，我们非常高兴”。可是第二天，王任重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说该书不能解禁。有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还要求开除作者党籍。我为此去找了耀邦同志，大概意思就是您让我们要出好书，但出了好书又要禁止，禁示又没有正当理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记不起原话了，在我写的文章里有（见《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中《难忘关怀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中提及，原话是：“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耀邦同志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两手摆动，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见我不懂，就说“你们自己发嘛”。后来我们以出版社的名义党中央写了报告，逐条驳斥禁书理由。大概又过了一年，主管部门才准予我们内部发行（具体细节见于《我与出版》中的《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最后的年月＞被停售前后》。）。而丁隆炎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还晋了级。

丁隆炎

 

《最后的年月》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位是魏明伦。他写了一部荒诞戏《潘金莲》，但有一位权威人士指责这部戏“本身就是荒诞的”，我们则强调“要允许探索”。对魏明伦的看法一直有一些分歧，有人指责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并批评省委宣传部包庇他。中宣部、全国文联还派调查组来四川了解过情况，我摆事实讲道理，如实汇报。后来魏明伦当选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把我称为“恩兄”。

魏明伦

第三位是崔桦。他写过一本小说《生活拒绝叹息》，有几位文人写信给省委宣传部指责这本书是“反党小说”。我当时请了文艺处处长刑秀田审读，她的意见是这本书不可能是反党小说，并将这个意见反馈给批评者，那些人后来也没有坚持原来的看法了。我们并未告诉崔桦这件事，他从别处知道了，也很感谢宣传部。崔桦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生病后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说他去外面旅游了，当人们想起他的时候就可以想起他的微笑，信件的日期处则空着。后来他去世后，由他女儿把日期补上。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也令我很感动。

第四位是周克芹。他是农民，在公社里当会计，靠工分吃饭。他原来在《四川文学》上发表过短篇，我们认为他可以培养，就把他借调到出版社专门搞创作。后来又在当地县剧团为他争取了一间可以专门用于创作的小屋子。结果后来殷白（文艺评论家）把这篇稿子挖到重庆去了，他和周克芹说和我沟通好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与我沟通。这本书本来写得就很好，再加上周扬和沙汀的称赞，便得了茅盾文学奖。我当时开玩笑说“煮熟的鸭子飞了”，杨字心（文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还安慰我，说至少培养了一名作家。事后，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还专门把我叫去，问我四川作家的书怎么最后去天津出版了。巴金也说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但其实我们还挺冤枉的，殷白根本没有与我说过这个事情。周克芹在出名后，有一段时间被指责为“当代的陈世美”，四川省妇联的机关刊物为保护妇女权益，准备公开批评周克芹。这件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们向省妇联领导建议，即使有问题，可以在内部小范围批评帮助，但不宜公开批判。

周克芹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第五位是诗人孙静轩。他是一个老党员，平时很敢说话。有一次他在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这些会议讲话纪要报到了省委。当时有一位省委领导看了以后专门作了批示，让宣传部找孙静轩谈话。我去找他谈的时候，我跟他说以后讲话要分场合。他起先还有点误会，觉得我是在批评他。后来就有人跟他说，其实人家只是让你注意场合，并没有批评你讲话的内容，他这才反应过来。

左一为：诗人孙静轩

还有个事情也比较有意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过一部电影《焦裕禄》。这部电影非常感人。当时电影的审批流程是省委宣传部先审，尔后才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终审。我们去审片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哭了，觉得片子很好，我当场就签署了意见：“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值得向广大党员和干部推荐。”这个意见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但在试放映阶段，有一位省委领导要求删掉“群众在大风雪中逃荒”的情节，觉得台湾正在收集相关材料，这个情节是在授人以柄。我建议把宣传部和这位省委领导的意见一起上报电影局。许川（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也支持我这个意见，我和许川在处理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后，该片顺利通过终审，发行拷贝量高居新中国成立后影片发行量首位，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聂大江称该片“放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我当时这么做其实也是受胡耀邦的影响，就是敢于直言。如果不是这样，这部片子可能就会因为压力而流产。

采访者：这就是出版社与作者关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作者成就出版社，另一方面出版社也保护和成就作者，这也是“出版川军”崛起的深层原因吧。

李致：说到这里，我还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与作者的关系。我只能简单讲了。曹禺是巴金的朋友，我称呼他万叔叔。我们把他的书（指《王昭君》）出得很好。他开始称呼我为同志，后来就是老友，再后来就是致兄。我的妻子叫丁秀涓，他称呼为秀涓嫂，我们后来就变成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了。

另一位是张爱萍同志。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经常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诗，我就很想出版他的诗选。当时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就凭着那股劲儿直接闯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里正开着大门，汽车停在旁边，我去了就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他跟巴金一样满口四川话，说：“我那个是啥子诗，豆豉、萝卜丝……”因为他马上要出门开会，就让我去找他的夫人李又兰。李又兰同志又一再强调那些诗都是即兴作的。最后我们谈了半天，终于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如果他要准备出版，就先找我们。我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这其实是在“放长线钓大鱼”。（见于《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中《我所知道的张爱萍》。）后来，张爱萍同志告诉我，他的好些诗歌都是在“牛棚”里写的，或用撕下的报纸、或用香烟盒的背面记下来。（到1986年，张爱萍的诗集《纪事篇》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我们与张爱萍同志的关系很好，我儿子到美国去读博士的时候，他还把他女儿的地址告诉我，要我转给我的儿子，他说这样我们就成为世交了。

采访者：您是哪年退休的？

李致：应该就是在60岁的时候。我去宣传部后，还兼了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出版总社行使全省出版行政管理职能。后来到1987年，与全国新闻出版署对口，成立了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新任局长的经营理念与我有很大不同，既不制定选题计划，也不去组稿，而是将精力用在开公司上，并要求每个出版社每年上缴经营利润。在这期间，我记得有一年四川省的出版社一共出了500万册武侠小说。

（访谈时间：2025年12月29日、2026年7月2日，采访者为四川大学新闻传播与出版学院）

附文：

文|李致

几封旧信，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当时，四川全省（包括重庆市）只有一家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由于我们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事业发展很快。在组稿时难免与别的出版社“撞车”。冯玉祥将军有两本遗作，我们向冯玉祥的亲属组了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向冯玉祥的亲属组了稿。我是总编辑，不清楚组稿的过程，但稍后我知道两家出版社“撞车”了。

当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出版冯玉祥这两本遗作，在《参考消息》上登了广告。很快，我得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位叫牛耕同志的来信。信里除了讲了他们组稿的过程外，对我们“抢先”刊登广告表示不满：

知道了事情的始末，自然就知道了你们抢先登广告的全部动机。对此，我心里很不安宁。在我们的心目中，四川出版社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开完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回来，我们的领导多次给我们讲四川的情况，让我们向四川人民出版社学习。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会遇到眼前的这件事。

我们心里明白，四川是大出版社，印刷设备好，出版周期短，各方面都比我们强，但是……

我把这封信送社长崔之富和编辑、出版有关同志传阅，又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责任编辑张健讲了她组稿的过程，主要是我们与黑龙江的同志，各找了冯玉祥不同的亲属，以致造成这次“撞车”。最后，大家同意社长崔之富和我的建议，为维护两家出版社的团结，四川不出版这两本书，先发电报给牛耕同志，同时公开刊登广告说明。

《参考消息》再次刊登了我们的广告，表示四川不出版这两本书，凡向我社征订这两本书的单位和寄款买书的读者，我们一律转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我很快接到牛耕同志在10月22号写来的回信：

我刚从北京回来，接到电报后又收到您寄来的书和信，讲心里话，我确实感到惶恐而不安。因为您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更是短得可怜，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缺乏经验。给您去信，是我自作主张干的。事后，不少同志担心我会出言不逊，损害两家出版社的关系。对此，我也是不平静的。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对于您，我确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由此，我可以想象得出四川出版社获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见到您，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出版局召开会议，西南和东北的出版单位常在一个大组，我担任过召集人，与同组的同志比较熟悉和友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叫孟现明，我和他曾一起合影，保持通信。他在9月30号给我的信中说：“关于冯玉祥两本书的事，你们的做法，我个人很受感动。别的我就不说了，我相信：我们的友谊是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年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还给我们送来1981年的年历。

全国有很多家出版社，必然会有竞争。竞争是好事，但应该有原则，有游戏规则。1982年，我写了《我们的一些体会》一文，载《出版工作》同年第５期。其中谈到竞争，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一个原则：应该主要从搞好出版规划，选题得当，把装帧设计搞好，缩短出书周期，为作家服务等方面来努力，而不应该用‘挖墙脚’或侵犯兄弟出版社版权等不正当的方法。”我们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好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这次“撞车”事件的。

（本文写于2015年7月6日）

本文来自四川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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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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